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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投行人士看来，对赌协议的分歧不难解决，关键是拆分上市的市值与募资额能否超过股东方预期。若估值高于预期，股东方获得理想回报，不会太在意对赌协议；反之他们则希望对赌协议能最大限度保障最低收益预期。“市值与IPO募资额高低，主要取决于金融科技业务的收入模式。”上述投行人士进一步指出。若平台仅提供技术输出，不与金融机构签订坏账风险共担协议，机构投资者可能认定金融科技业务属轻资产模式，容易给予较高估值；反之，机构投资者担心分担坏账损失消耗大量业务收入，难以给予理想估值。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1月，最高法院发布了第一批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第二批典型案例共六件，其中有五件是最高法通过二审、再审、复核或者执行申诉等程序纠正、改判地方法院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出现错误的案件。其中包括一起因检察机关违法查封民企财产引发的国家赔偿案。

在多年的实践中，国内形成了两大类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点的机构，第一类是由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综合化金融集团。第二类则是由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也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白鹤祥在其议案中引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有近70家中央企业拥有各类金融子公司共150多家，有28家民营企业持有5家以上金融机构的股权。

专访中，马斯克声泪俱下地回顾了过去面临的巨大压力。他表示，过去这一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年”。关于特斯拉私有化时间，马斯克解释，在他发帖前既没有旁人看到也没有人审查，他希望给一个比近来交易价溢价大概20%的收购价，约为419美元，他四舍五入成了420美元。碰巧美国发起的“国际大麻日”就是4月20日，但他不是因为自己抽大麻才选了这个定价。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白皮书》显示，在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上，目前各国大多处于建设初期或研究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牛金行介绍说，以无人驾驶为例，美国、德国都将安全作为自动驾驶第一准则，但均未形成统一的安全评测标准体系和方法。同时，各国政府目前多数靠约束企业自身开展测试验证工作，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评测认证机构。除了要解决人工智能使用中基本的安全问题外，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界定也应予以明确界定。

业内的观点是，这两个文件奠定了药改的基调，不可能中断，当然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偏于严厉，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从中长期来说，对于净化中国整个医药领域的大环境和规范化是有好处的。不过，之前改革的掣肘颇多之处在于“九龙治水”的体制，此轮深化医改、药改，能否最终成功，三部门的顺畅协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