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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问题对于保险机构的影响比对银行要大得多。因为银行很少投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东西，即便有也是占比非常低的。其实，在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史上，绿色金融真正的最先感知者，恰恰就是保险公司。我给大家讲三桩在绿色金融发展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和同信息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耿哲回到济南后，11月2日并没有出现在公司，“一直在参加山东省内的一些座谈会，应该与民营经济相关。他的具体想法和建议我们也不清楚。”创业5年企业估值1亿没能见到耿哲，记者只能从和同信息的公告中大概梳理公司的发展历程。

靠借来的钱发展在投资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能力方面，特斯拉的处境比许多竞争对手更不稳定。以上研究开发数据均为各公司活动的综合数据，各公司在各自的无人驾驶汽车项目上的实际支出仅为各公司支出的一部分。上表所显示的是，特斯拉的研发预算相对于那些与之竞争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来说是多么的小。特斯拉的净收入也为负，尽管其竞争对手能够在不牺牲核心业务的情况下，轻松地将其他业务的资金投资于FSD技术，但特斯拉必须决定如何分配借来的资金，来期待未来获得利润。

那么，我国绿色金融取得新突破的“爆发点”可能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绿色保险领域。为什么呢？因为绿色项目的融资大部分是一个长期的，环境风险也更多要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凸显出来，由此，无论是从负债角度，还是从资产角度来看，绿色都天然地和保险关系最大，其契合度甚至远远超过了银行，因为只有保险它的资产和负债有长达10年、20年、甚至30年期限的。比如，我们从开始工作的时候买养老险，等退休之后提取这个钱，已经至少是30年之后的事情。人的预期寿命和空气等环境有关，如果环境比你开始工作时好很多，原本认为人的预期寿命75岁，30年之后预期寿命到了100岁，那么，保险公司按照75岁进行精算得出的当前寿险缴费额，到最后很可能就覆盖不了。这是不是保险机构现实的风险呢？

而生物标志物的寻找则可能更为重要。对于很多神经退行性疾病来说，一大难点在于寻找到患者。如果能用成像的方法，或是血清检测的手段找到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对整个领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但能让我们做出清楚的临床诊断，还可以知道治疗是不是起了效果，” 李文渝教授说道：“但在生化上，这样的生物标志物非常难研究。所以这一块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合作。”

但是，如果投资者预期A股和H股的比价，在长期是一个波动的状态，甚至可能波动回之前的高点，那么这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对解释港股在长期的相对投资价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比价波动回原来的高点状态时，无论等权重计算，还是按恒生AH股指数的市值加权计算，其对应的价格波动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