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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法下，李某每年少缴税30360元，减税幅度达47%。若李某可享受更多的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减税幅度更大。需要提醒的是，上述例子未考虑个税法规定的减、免税情形，以及纳税人可能取得的需要分类缴纳个税的经营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五项所得。存在上述情形的纳税人，计算个税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中金公司发布的2018年半年报显示，在2018年上半年，中金公司实现总营收88.13亿元，同比增长51.5%；实现净利润16.31亿元，同比增长46.8%。在A股市场整体走势低迷、券商行业整体经营不景气的环境下，中金公司的龙头位置依然稳健，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的收入以及投资收益均有明显提升，其中，投资收益、利息收入和经纪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4.21%、51.9%和46.5%。截至2月20日收盘，中金公司的港股市值已达750.49亿港元。

2019年3月19日，ST岩石发布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显示，“2018年12月28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18）沪74民初7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 案原告吴顺忠的投资差额损失在扣除原告非理性投资原因、鲜言操纵市场行为、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合计80%比例后，应由公司承担原告投资差额损失20%的赔偿责任。”

另外，如果民企自身，比如企业老板认为某员工虽利用职务侵占企业资金，但念其曾为企业做出过贡献，劳苦功高，而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是企业老板的自由。如果不追究、不报案，不当作犯罪处理，公安机关不能立案，更无从介入。“此外，在民营企业反腐中，我国立法上也有不太完善之处。”林波说道，比如民营企业中，员工和企业之间存在欠款，比如员工的提成企业未给发放，员工直接截取了企业的部分款项，以此来补贴提成。此种情况，究竟是职务侵占还是挪用公款罪？此种情况既是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是民营企业反腐中罪与非罪尚待明确的问题。

消息一出，“鲜某”立刻被市场指出即为昔日知名资本玩家、上市公司ST慧球的前实际控制人鲜言。与此同时，上海一中院此次披露的案件细节，也与鲜言的经历相吻合。上海一中院披露，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鲜某担任上市公司A公司及其子公司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的职务。” “2015年间，被告人鲜某作为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个人决定启动公司名称变更程序。A公司更名为C公司过程中，鲜某控制了A公司信 息的生成以及信息披露的内容，且信息披露的内容具有诱导性。同年4月30日至5月11日间，鲜某通过其控制的证券账户组，买入A公司股票共计2520万余股，买入金额2.86亿余元。5月11日，A公司有关名称变更的公告发布后，股票连续涨停。”

2018年10月发布的个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反避税条款中有关独立交易原则、关联方、合理商业目的，以及受控外国机构规则中的“控制”、“实际税负明显偏低”进行了细化，但在2018年12月底发布的正式版个税法实施条例中，这些细化条款均未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