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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近半地市尚未获许可证按照我国对网约车的相关规定，网约车的经营许可由各城市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至2017年初，浙江11个地市的网约车细则已全部出台，但“滴滴”并非在浙江所有城市都取得了落地许可证。浙江运管方面的消息指出，目前，“滴滴”仍未在湖州、嘉兴、衢州、丽水和台州5个地市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在这五地市，“滴滴”经营的是非法营运的黑车。

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

of St． Louis Review， 89（May）：153~182．责任编辑：杨群近日，一则“谭嗣同位于湖南省浏阳市浦梓港的祖祠谭氏家庙遭遇强拆”的消息流传于网络，迅速引起网友热议。一来，谭嗣同可谓家喻户晓，按常理，如此古建筑应该得到保护。二来，“强拆”一词颇为引人注目，显示拆迁过程似乎并不平静。

II型大城市重点关注自身吸引力强劲且存在限购政策的城市，预计受政策影响较大。II型大城市中有限购政策的20个城市，可分为三类：1）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中的II型大城市，如无锡、宁波。背靠大型城市群，且自身具有较强的产业实力和教育医疗资源，可分流首位城市无法落户的人才。2）三大城市群以外城市群的第二、三位城市，如长沙。作为区域中心，可对周边地区形成一定程度的虹吸效应。3）人口大省的前两大城市，吸引省内人口流入就足以支撑起地产需求。 除以上三类以外，其他城市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教育医疗资源等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等因素。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接下来的几年，这些曾经溢价收购来的互联网新媒体公司，对于电广传媒来说，仍然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电广传媒一一回复了深交所的18问，但许多投资者心里的“疑团”仍然没有解开，甚至还引发了质疑。还有股民在网络上表示，已经递交了关于业绩预告的虚假陈述举报信。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由信贷直接控制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金融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以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取消为标志，最终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面临由数量为主到价格为主的第二次重大转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由数量方式人为补足经济的短板转向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化方式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益。2018 年，我国不再设定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的量目标，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监测目标，这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政府非此仅彼的怪圈。